上海和苏州过去都隶属于江苏省。清末民初，上海在西方列强的半殖民统治下，由农耕小县迅速地向近现代城市转型，在文化上海纳百川，融汇中西，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一座世界性的繁华大都市。同样处于这一段时期的苏州则依然保留着小桥流水，曲径窄街的江南小城风貌，安静悠闲，平淡怡人，不减其古风遗韵。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两座城市的面貌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同，距离也拉得越来越开。尽管如此，两城的民俗民风却依然有着广泛的同一性，就像一条苏州河把苏州与上海始终连接在一起。

　　“市井风情双城记——海上李守白、姑苏谢友苏绘画联展”的策划正是基于两城中这样的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化现象来展示两城饶有风趣的市井风情，让观众感受画中的浓郁乡情，倾听画里的吴侬软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不同城市形态里的艺术家对于生活的感受自然也不同，当他们把各自的感受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时便是异彩纷呈了。

　　李守白将上海的石库门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主题，因为石库门是最富有上海市井文化特色的。当年居住于石库门的多为教师、职员、作家、艺人，他们与上流社会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与底层民众又有着紧密的沟通，是一个接地气的阶层，因而石库门文化是最能够反映上海的平民生活的。李守白浓笔重彩地描绘了石库门里的风情，从弄堂里的晾衣晒被到厅堂里的英式午茶，从走街穿巷的叫卖声到留声机里响起的爵士乐，每天都上演着相同又不同的人生舞台剧。如果脱离了石库门这个场景，许多生动的故事就无从说起，许多人物也由此失去华彩。

　　用工笔重彩这一艺术形式来表现石库门文化，倒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商业气息相吻合的。李守白的重彩画造型甜美，色彩浓艳，人景并重。他的这种画风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于上海的月份牌画不无关系。那时候的商业广告上，大多是只画一个摆着姿态的时装美女，偶有特写的半身女郎，抚腮回眸。在李守白的重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到月份牌画对他的影响。但实际上，他从人物造型到色彩运用都作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加入了装饰性表现手法和在生宣上两面作画的方法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这使我想到19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所谓的新艺术，是指一种以线条为构架、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新流派，奥地利的克里姆特、捷克的穆夏等艺术家均属于这一流派。他们都倾情于描绘人物的优美姿态与漂亮的服饰，更插入装饰性的图案与艳丽的色彩，反映出新艺术旨在向人们提供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回过头来看李守白重彩画，他对人物的形体、姿态、服饰的描绘，对石库门建筑上装饰图案的精心勾画，以及在饱和度的色彩使用上都与新艺术有着诸多的共同点。画家在人物脸部描绘上建立了一种符号化的形象，近年来又赋予富有表情的眼神，而他笔下的人物画更主要是用肢体的语言来说话的，通过人物的形态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石库门里小姐、太太们的悠闲生活和邻里之间的和睦亲情。此外，他还吸收了西方现代艺术的一些表现技法，如蒙太奇手法等。所以说李守白的工笔重彩画与他的艺术追求与艺术定位是一致的，体现了上海石库门那种中西融合、八面来风的文化精神。

　　很有意思的是，来自苏州的工笔画家谢友苏的绘画风格恰好与李守白的画形成对比。谢友苏的工笔人物画采用的是传统工笔画的技法，勾线，晕染，一丝不苟，精炼老到，敷色淡雅，清新怡然。他在画里将苏州人享受慢生活的情趣娓娓道来：临水人家，男主人手捧书卷享受清闲，女主人下厨做饭，还不忘瞥一眼窗外的景致;几位老友相聚，或茶座闲聊，或酒桌叙情;夏夜纳凉，祖孙各得其所;冬日赏梅，兴致各不相同……一幅幅画作中透出的是一种平常人、平常心的闲情逸致。

　　谢友苏是一位十分善于“做戏”的画家。他的工笔人物画极为重视对细节的设计、安排和表现，人物做出的一些小动作，场景中的一些小道具，在画中都能起着衬托人物性格和性情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他在对人物眼神的刻画上更是独有一功，能够将各种人物心里想的小九九入木三分地揭示出来。正由于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描绘，才能把苏州人的性格表现得如此出神入化。从这些细节上，也可以感悟到画家对生活的体察与领悟之深。谢友苏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地带有夸张的成份，给画面增添了喜剧的幽默色彩，但是丝毫没有夸张到漫画化的地步，可谓掌握得恰到好处。清代乾隆年间，苏州曾产生过表现本地市井生活的传统艺术——桃花坞年画。但是从谢友苏的工笔人物画来看，完全是跳过这个传统而独辟蹊径的。他承接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而赋予了现代的生活气息、美学特质和审美趣味，成为一种新的市井风俗画。

　　李守白与谢友苏可以说是属于两代人。谢友苏是40年代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红旗下的老艺术家;李守白则是个60后的中年艺术家，他俩的生活阅历相差十余年，但是两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风情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用自己擅长的绘画风格将各自心中的市井生活描绘出来，从中既有画家自己的儿时回忆，也包含了父辈们的记忆，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写照。在他们两人的画作中也许都分不出这些作品表现的是哪个年代，因为这只是一种抽象的过去式。在这一方面，两位画家的心是默契的，因为他们想表现的并不是一座城市的编年史，而只是曾经拥有过的和还在延续着的市井风情。

　　观众在他们的作品里发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而这正是现今人们所向往的。于是就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天的人们为何津津乐道于儿时的回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亲情在。在过去的那个什么都缺的穷困年代里，唯独不缺的是邻里之间的亲情。而在当今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却反而变得淡漠了，隔阂了，甚至被各种利益驱动而扭曲了。这不能归结于现代居住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我们在回忆、留恋过去那个年代的生活时，实际上是在反省今天该如何重建人间的亲情与温馨。

　　2014年8月于上海雅仕轩